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何激发创新？

当下，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创新，作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量，其重要性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么，创新从何而来？如何为创新提供土壤？

作为多年与中国经济结伴而行的经济学家、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指出，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根本在于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活力，这需要三种文化力量的支撑：创新的自由度、创新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创新的欲望。

《增长的逻辑》

作    者：[美]埃德蒙·费尔普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年：2023年9月

下文获出版方授权摘自埃德蒙·费尔普斯新著《增长的逻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谈中国经济如何发展》

效率带来经济增长？

我发现一些媒体和国际机构的观点令人困惑，他们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向消费服务型经济转型。

当然，当中国经济的参与者向市场供应越来越多的商品，住所、服装、智能手机等，而忽视另一组价值的商品，即金融服务、污染控制、食品安全等时，市场就会陷入一种低效率，人们可以更好地将资本和劳动力重新分配到欠发达部门。

当然，中国人民很高兴他们的经济正在发生转变，也希望看到效率的提高。

然而，将这种无效率的增长称为经济增长是一种误导：它只会导致实际收入的一次性增长。

经济增长是指通过不断创造新产品和新工艺实现长期持续的进步。

消除低效率不会带来这种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这对经济增长也不是必要的，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增长，但效率不高。

我的主要论点是：

“ 这种资源转移远不是中国必须做的事情。对一个良好的经济来说，单讲效率是不够的”。

实际上，一心一意地关注效率可能会给发展造成障碍：将注意力转向被忽视的消费上可能会分散一个国家的注意力，使其无法采取其他必要的政策措施。

然而，世界上仍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效率（得益于运转良好的机构）——如果再加上所需的教育投资——足以造就一个良好的经济体。

这种信念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欧洲大陆，欧洲人工作时很努力。欧盟竞争机构努力确保市场具有相对竞争性。欧洲大陆经济体的工作效率高，时薪也相对较高，德国和法国的时薪比美国和英国还要高。

有间接的证据表明，欧洲大陆的人有很多假期，在美国也是如此，政治讨论的主要是关于低效的问题，比如破败的基础设施，而几乎与增长无关。

他们的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这在工作满意度的数据中也有直接的证据。

在西方大国中，根据家庭调查的结果得出的平均工作满意度在欧洲大陆最低—法国（6.76），德国（6.98），西班牙（7.02），意大利（7.26），其他国家最高—瑞典（7.93），加拿大（7.89），美国（7.84）和英国（7.42）。

尽管欧洲在许多方面都有着辉煌的历史，但我们希望，中国不要将欧洲大陆的经济模式作为自己的榜样，尤其是它们对效率的关注。

欧洲大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它未能提供一些鼓励创新的关键政策，然而这阻碍了企业尝试创新，也阻止了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为了创新而成立企业。

要了解一个国家获得良好的经济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良好的经济。

在这种经济中，人们希望在从事的项目或职业中获得两种回报：

其中一种奖励是成功，或进步，或某种特别令人满意的奖赏。最近我一直在使用“繁荣”这个词（源自拉丁语“繁荣”，意为“如愿”或“如所预期”），可以用来指人类在工作中成功的经验。

一个工匠看到自己辛苦获得的技能为他所做的工作带来更好的回报时的满足感，一个商人成为富人时的满足感，或学者在获得荣誉学位时获得认可的感觉。

另一种奖励是体验个人成长。我跟其他人一样，用“繁荣”这个词来指一个人在克服障碍时的满足感，在探索未知世界时的兴奋感，在不确定性中获得的魅力，以及“为这个世界而努力”时的兴奋感。

繁荣和兴旺更多的是指体验和经历方面的回报，任何金钱都不能带来。

因此，在这种观点下，一个拥有很多企业家的经济体，人们留意那些被忽视的机会，主动去寻找更好的做事方式，主动尝试新事物，充满创新的人们想象新事物，将新概念发展为商业产品和方法，并营销它们，这将是一个良好的经济体。（其他类型的经济也能带来繁荣和兴旺吗？我没有看到。）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从2014年开始采取措施，向众多创业企业开放机会，让这些企业的创始人和合伙人有新的创业目标或创新想法，这是非常好的。

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带来生产率和收入，也能快速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兴旺。

不确定性是创新经济的标志

如今，许多国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它们的经济效率很高，但大多数从事经济工作的人并不成功或富裕。

我觉得阿根廷和葡萄牙就是很好的例子。

也许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就是这样的例子：那里的一些人可能很“繁荣”，但大多数人都不是。

我们都认为，如果某人对自己的工作越来越精通，从而获得越来越好的条件或奖励，无论是物质上的回报，如财富，还是非物质上的回报，那么他就是“繁荣”的。

如果一个人的工作提供了运用他的想象力，发挥他的创造力，进入未知世界的有趣旅程以及“对世界采取行动”的经验的机会或场景，那么他就是“繁荣”的。

在这样一个经济体中，本土创新非常重要。一个产生本土创新的国家通常会感觉得到了良好的回报，并深度参与它们所做的事情。

自主创新的核心特征是，如果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知，就没有了进一步创新的可能性。因为未来是未知的，所以创新才有机会。

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一个追求自主创新的经济体拥有一个开放的未来。

这个经济体中的创新者以及其他追求创新的国家正在创造这些经济体的未来。

因此，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不确定性——创新活动越广泛，不确定性就越大。现代世界其他地区的创新活动带来了进一步的不确定性。

我们可以说不确定性是创新经济的标志。当然，这种不确定性使创新型经济面临收入以及几乎所有其他方面大幅波动的风险。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观点，即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无论是结果还是过程，都能给社会带来核心利益：更高、更广泛的工作满意度，更高的工资和就业率，以及减少不平等。

 一是对工作和事业的满意度。

从低动力到高动力的转变改变了工作和职业。孤独的牧羊人厌倦了日常的工作，与他人隔绝交流，这展示了前现代经济（包括商业资本主义）的特点——停滞和僵化。

现代经济用精神刺激取代了无聊，用公司和城市的交流取代了孤立。一个繁荣的新维度出现了，它是经验性的，而不是旨在达到诸如增加消费或增加财富之类的目的。

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过程才是收获”。

现代人经历了所谓的富裕或繁荣：获得更好的工作条件会带来物质上的富裕。接受挑战和创造并希望被接受也带来了非物质上的繁荣。现代人正在经历哲学家所说的美好生活，即繁荣的生活。

 二是工资和就业。

工资和就业的情况如何？标准的经济推理并没有告诉我们，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是否会提高工资增长率，或者就像希拉里·克林顿假设的那样，它会减缓工资率的增长，这会导致相对于财富的工资率下降，从而导致就业率下降。

然而，从自主创新的现代视角来看，需求从生产向创新活动的转移往往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拉高相对于财富的工资率水平，并推动就业。（现代经济学认为，在过去40年里，美国和法国的工资—财富比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创新速度降低的原因。）

 三是财富不平等。

最后我要讲的是创新对不平等的影响。我认为，从历史上看，创新活动的兴起有助于缩小财富不平等。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和法国的创新能力下降，对工薪阶层的影响大于对财富所有者的影响：开发新产品的项目减少了，而生产新产品的资本密集型工厂也减少了（大多数工厂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这导致劳动收入的下降幅度大于资本收入的下降幅度。

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劳动力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以及商业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出现长期下滑。难怪底层1/2甚至3/4人口持有的财富比例呈下降趋势。

所以，我热切地希望，中国不要错过向下一代提供这些重要回报的机会。

创新需要什么

然而，创新是困难的。

在每个国家，前进的道路上都有障碍和陷阱。市场上偶尔会出现一些推出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机会，这些产品或方法在此之前是没有利润的，但市场不会鼓励企业冒险进入未知领域。

自主创新的尝试需要大量的我所说的活力——有抱负的创新者、投资者和债权人、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潜在使用者，以及整个社会中的活力精神。

尝试自主创新的动力需要一种纵容和鼓励想象、创造、冒险和探索的文化。

我指的是对一个国家的活力至关重要的三种文化力量：创新的自由度、创新的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创新的欲望。

要想有广泛的创新流，社会必须允许企业有更大的创新空间：如果社会不愿意忍受创新带来的混乱或不便，那么创新的余地就会很小。

在一个社团主义国家，一个行业的既得利益可以阻止有新想法的外来者进入，而政府对老牌企业的保护通常会将行业隔离在新的竞争之外。（专利要求和法律诉讼阻碍了美国的许多创新。）

培养创新能力需要一种态度，怀疑主义是很重要的：创新者往往是那些乐于质疑主流观念并“打破常规”思考的人。

信心也是如此。

国家必须有具备足够经验的金融家，让他们认为他们能够判断提交给他们的创新项目。

由于尝试创新是为了进入未知领域，因此，有抱负的创新者必须感到自己有足够的洞察力才能开始，这可能需要漫长的独立思考。

他们必须感到，如果他们的企业失败了，他们将能够承受失败。（企业家的能力，如他们的奔忙、性格外向和人脉则是另一回事了。）

活力的核心是对创新的渴望——尽管存在障碍，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有这些障碍。

一些创新者还迫切需要向他人展示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一些创新者受到好奇心的驱使，想看看自己的见解是否被证明是正确的——新产品能否以足够低的成本制造出来，并赢得足够大的市场。另一些创新者则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够成功。

创新最重要的动力是探索未知世界的兴奋和追求刺激。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担心中国企业家是否具备创新者的气质。

文化影响至关重要：一项关于文化价值观和创新的统计研究发现，一些价值观与创新呈正相关，而另一些价值观与创新呈负相关。

图20–1所示，大约5年前，我在中国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怀疑中国人是否有独立的思想，能否对新产品、新工艺有想法，是否有自立的精神，以脱离人群，追求不同的愿景。

然而，现在有证据表明，大量中国人有能力实现创新。

图20–2所示，对中国和七国集团国家自主创新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排名第四。

在接下来的10年里，英国和加拿大的排名下降，中国排在第二位，与美国相差不远。

要加强和扩大中国的自主创新，经济组织需要进行哪些变革？

在制度方面，在国有企业，目前尚不清楚企业是否根据已被证明的商业判断来选择管理者。此外，目前也不清楚，各国有企业的资金分配是否会流向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的项目。

在民营企业的商业部门，有一个优势，即许多或大多数首席执行官都是通过创建成功的公司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的人。

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具备获取新技术的技术素养。所以在这个领域，问题在于技术的先进性，而在前一个领域，问题在于商业判断。

要想在提高创新能力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就必须将很大一部分银行融资转向纯粹的商业、赢利性贷款：高度创新将需要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用于投资项目，包括具有创新成分的项目。

在一定程度上，更广泛的教育将是有用的。我们在去年的会议上了解到，初创企业的创始人受教育程度越高，企业就会越成功。

但是，即使拥有惊人的教育水平也不足以实现创新。

发展必要的文化

我在《大繁荣》一书中指出，引发19世纪2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高度创新的原因并不是建设创新经济所需的最后剩余机构：19世纪20年代的机构，包括公司、银行和其他机构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大规模的自主创新需要人民的活力——创新的欲望、必要的知识能力和公众对创新的广泛接受。

所以这种大规模的创新依赖于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化花了几个世纪才在英国和美国达到临界水平。（顺便说一句，这种文化有衰落的迹象）。

如果说大众创新需要一种特殊文化的主导，那么这种文化在中国人中是否足够普遍，从而产生高度的自主创新？

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是，人们是否有广泛尝试创新和打造新产品的意愿。

当然，中国人非常重视知识：修身养性是儒家传统的一部分。（看到中国学生的学习热情，我总是很感动。）尽管热爱学习对创新有所帮助，但创新通常需要长时间的独立思考，以期获得独到的见解和非传统的解决方案。因此，这需要高度的创造力。

中国人愿意忍受这一孤独的时期吗？

创新通常要求有新想法的人与他人的观点保持距离。创新也可能需要创新者脱离家庭和朋友圈。

中国人愿意从中脱离出来吗？

去年，一位记者表示，许多家长都在劝说他们正在读大学的孩子毕业后报考公务员。

中国的年轻人有多愿意投身于一个无序和不确定的未来？

众所周知，美国在几十年前就丧失了活力。在讨论原因时，我指出家庭价值观阻碍了年轻人追求具有挑战性、创造性和冒险性的职业。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于中国家庭的问题：父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离开家乡、离开城镇或农村去追求冒险的事业和个人成长吗？（在圣彼得堡，一位女士告诉我，她希望儿子放弃在伯克利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并回家。）

我的观察表明，这在中国不是问题，但统计证据将更有说服力。

与此相关的是，许多国家在创新方面存在着社会障碍。如果一个企业家想要开创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创新业务，选择最优秀的人才往往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企业家认为他将面临优先考虑雇用家庭成员或其他亲戚的压力，那么他可能不愿意尝试创新。

我要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与创新能力有关。

一个伟大的创新者，如史蒂夫·乔布斯，不仅了解成本，而且对销售有独到的见解。

在中国，大规模的创新不仅需要人们有创新的意愿，还需要人们有洞察力和远见。

要想在全球舞台上创新，中国企业需要对产品有“感觉”，让外国用户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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